晚，大概是康熙年间才开始出现俄罗斯民族的概念，到现在也不过200年。这是一个年轻的民族，对外的反应自然和年轻人差不多，有股子不当大哥浑身不自在的愣头青傻气。以这样的民族特点，你觉得他们想做成一件事的时候，会怎么选择？”

　　听了何锐的话，韩海涛稍一思索就明白了会发生什么。愣头青们是不会选择低头的，如果非得有什么力量压制他们，逼着他们就范。愣头青要么蔫了，对事情就走走过场，完全陷于内心的失落。要么就装作低头认错，尽力把事情向着解决的方向推动。

　　不管是哪一种，前茶馆老板韩海涛都觉得自己能对付。毕竟以前的自己不过是个小小的茶馆老板，现在物价局局长兼谈判代表韩海涛代表的是东北政府这个强大的组织。没理由怕那帮王八羔子。

　　谢瓦廖夫同志并不知道中国谈判代表韩海涛对他的看法，拿到了签了字的谈判记录后，他就冒着零下六七度的气温，乘坐着马拉雪橇赶路。白天的寒风与能冻死人的夜晚都无法阻止谢瓦廖夫同志的脚步。

　　尽快把消息送到组织手里，并且将中国东北政府谈判中表现出的不怀好意告诉给党组织，这就是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义务。

　　谢瓦廖夫同志运气不错，他刚赶回到下车的小镇，正好有一列运送伤员的火车经过。大家就挤上了火车，与伤员们一起往西伯利亚的小城赶。

　　伤员们真的很惨，大家不仅忍受着伤痛，还要面对感染带来的痛苦。不少人伤口化脓，发起了高烧。从莫斯科来的谢瓦廖夫同志立刻想起了在莫斯科盛传的神药，就询问随车的军医护士是否知道‘磺胺’这种新药。

　　军医和护士听完谢瓦廖夫的问题，不解的尝试用俄语卷舌音发出‘磺胺’这两个音节。但是很明显，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发出的声音极为怪异。

　　谢瓦廖夫在下一个车站立刻发电报给莫斯科，请求调集磺胺给车站。有不少红军官兵的情况已经非常紧急，若是这么熬下去，只怕在半路上就会牺牲在车上。

　　第一条电报发出去之后几乎是石沉大海，第二条电报是发给谢瓦廖夫同志的直属领导，总算有了回应。领导在电报里只说了两句话，“磺胺是从中国进口的药物，你既然在与中国谈判，可以酌情向中国方面提出紧急要求。”

　　谢瓦廖夫把回电看了两遍，整个人呆住了。他一直以为，在莫斯科各医院挽救了极多病人的磺胺是联共（布尔什维克）中的医学家研制出来的。完全没想到竟然是中国东北的产品。

　　自己的上级是不会扯谎的，尤其是在这件事上。所以确切的消息认知让谢瓦廖夫同志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现在回去再和中国方面谈判几乎是不可能，而身边的红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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